祠堂，在中国随处可见，既是祭祀祖先活动的乡土建筑中的礼制性建筑物，也是乡土社会的公共空间，更是乡土文化的根和魂。对于以宗族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社会而言，祠堂就是纽带的具体物化，具有独特存在的意义。由祠堂而衍生的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有关资料记载，“祠”，或特指春祭，是从帝王宗庙系统分离出来的，一开始建立在墓地边上，后来建于宗族居住地的中心。明中叶到清代，一套完整的宗族祠堂系统出现：总祠—分祠—支祠。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宗族祠堂就像一位厚德载物的母亲，矗立在那里，默默哺育着、关注着子孙后代的成长。祠堂在中国社会的重要地位非同一般。但是，在目前的方志中记载祠堂文化及其历史变迁尚属少见，尤其是在县级方志中记载绝少，以《于都县志》（1991年版）、《于都县志（1986—2000）》（2005年版）为例，书中就没有记载地方祠堂的有关内容。

因此，在新时代以方志记载祠堂文化就显得意义重大。祠堂文化是反映一个宗族兴衰的重要因素。方志记载祠堂文化，可以弘扬优秀的乡土文化，传承优良的民风家风，引领优良的乡风文明，让群众留住乡村记忆，铭记乡愁多音，激发爱国爱家情怀以及工作热情；同时保护历史文化资源，留住历史根脉；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历史智慧和现实借鉴。

那么，新时代大环境下，如何以方志的形式记载祠堂承载的这些优秀的民间传统文化呢？又该记载哪些内容呢？

一、编录儒家经典核心文化

祠堂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作为宗族子弟学习，或者宗族尊长向族众宣讲的场所。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会宣扬本宗族的传世德行或者有的地方也叫“家风”，诸如我们所熟知的《孔子家语》《颜氏家书》《增广贤文》《家诫要言》《朱子家训》《曾国藩家书》等，都是用以教化后人，使得本宗族人才兴旺，并光宗耀祖的经典读本。大凡有成就的大家族，尤其是古代一直延续至今，宗族人才辈出的家族，无不以这些“经典”为模本教育后代子孙。譬如，众所周知的典故——孔鲤过庭。从孔子对儿子孔鲤的教育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对于子孙后代的德行教育的范本就是《诗经》《礼记》等。撇开孔子自身的光芒，孔子后人在当今社会也是人才辈出。时过境迁，两千多年过去了，很难说《孔子家语》不对后人产生良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个宗族的传世德行或者“家风”对于后代子孙影响之大。所以，以宗族为纽带的中国人历来都重视家族德行或者“家风”的建设，并且代代相传，更有甚至还会刊刻成册或者雕刻在墙，以在族人学习、生活、工作时，警醒族人随时随地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认真为人处世。如果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讲，上述大致可以归类到儒家核心内容的“仁义礼智信廉耻勇”范畴。这些内容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一）编纂县级志书之前，就要通盘考虑，要有意识地进行顶层设计，设置“祠堂文化”这一章节，大章节下设置若干子项目。包括宗族概况、名人传记、家风传承等。

（二）利用好县地方志办的平台，协调其他部门，尤其是公安部门、统计部门，统计清楚县域内各乡（镇）各村的宗族情况，并制定好下乡进行田野调查、查阅资料的计划。重点筛选出一些人口较多，影响力较大，各方面人才较多的宗族。譬如，以于都县岭背镇为例，谢姓人口在该区域内非常多，该镇还有个谢屋村，谢姓人口达到了99%，并且自古以来，该村出过不少有名望的人才。因此，对于这类型的村子，必然要列入田野调查的范围。

（三）在田野调查时，调查些什么内容呢？

1. 宗族总体概况，包括地理位置，田土资源，开山鼻祖，历史迁移，人口数量等，重点突出该宗族的历史变迁，以厘清宗族的历史脉络。譬如，岭背镇谢屋村位于于都县中北部，开山鼻祖是宋代淳熙年间的谢孟清。祖先原居福建邵武后迁居虔州赣县（赣州）大都。南宋末谢氏一族又自赣州迁雩都水头。在岭背水头繁衍发展至今已近千年的历史。千年来，谢氏族人南下广东，东走瑞金、福建，北上吉安、南昌，西入赣州、湖南。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为学为商为政都大有人在。诸如此类的内容便是了解宗族的第一手资料。

2. 了解宗族内出过的有名望的乡贤以及他们的故事，一一登记在案，为编入志书做准备。如果调查时，群众不清楚自己过往的先辈历史，可以要求该宗族族长或者领头人提供他们的族谱进行查阅。譬如，岭背镇水头谢氏家族，八十一世祖谢宁，八十二世祖谢祜便是其中翘楚。（1）谢宁，字惟康，明代水头里人，明正统六年(1441年)中举,旋又会试及第,以赐进士出身任广东都指挥使司（正四品）,莅官勤慎，操行刚介，崇尚正道，屏斥淫靡。后又敕封承德郎,擢升奉议大夫，致政归。训敕子孙，务于耕学。明代于都知县王琳（湖广黄冈人，由监生，正统二年任于都知县）为表其绩，在谢屋村立“步蟾坊”。（2）谢祜极孝顺父母,听从父教,在家勤耕苦读。他生性聪明,博览群书,但不喜欢研究进仕之道。谢祜能体恤百姓疾苦,为民解忧。当时于都每年要派伕50名,协助赣县、南康造红站船5只;派10名司马兵往安远板石巡检;还要征集许多民兵去会昌参加防御。百姓负担沉重,疲于奔命。谢祜十分同情。于是步行5000里路,赴京上书,说明于都地处要冲,百姓疲惫,对邻县的伕、船、兵员实难协助。奏文报入朝廷,明宪宗命令江西抚司,商议处理,一定要做到劳役均平,使负担稍有减轻。随后谢祜又向各院司等衙门,诉说于都百姓困苦,请求减免赋税,再次得到批准,百姓无不感激他的恩德。诸如此类有德行和声望的乡贤应当加以着重记录。

3. 采访宗族内比较有名望的乡贤，请他总结叙述本族内的家风传承，或者他认为族中传承下来的优良的德行，并且了解宗族的学风情况，包括以前的读书人，现在的读书人情况，进而提炼出宗族兴旺发达的精髓，归纳出几条编入志书。岭背谢氏家族繁衍生息至今，并且代有人才出，必定有其原因。如八十二世祖谢宁，他的品行刚直，为官勤劳清廉，反对骄奢淫逸，这便是极好的德行和“家风”。为此，后人建造了谢宁公祠。八十三世祖谢祜虽然不求仕途腾达，但是心中正义凛然，对百姓充满仁爱之心，否则就不会徒步5000里到京师上书请求减免徭役。谢氏一族内有很大影响的还有谢氏宗祠、谢氏存正公祠。诸如谢宁、谢祜传承下来的“家风”必定是深深影响着后代。据清·同治版《雩都县志》记载：明朝的岁贡就有谢琛、谢珦、谢廷位、谢良翰、谢民贤、谢天岳等人；清朝岁贡有谢馨；清朝应例职员州同衔有谢廷瑛；清朝例贡有谢宏文；清朝例监谢宏毅、谢裕洪、谢永栋、谢宏道、谢宏逵、谢芳伴、谢永江、谢凤传、谢彦茂、谢永宠。上述所举乡贤都是谢孟清甫以及谢宁、谢祜后人。按照明清科举取士内容，这些为朝廷服务的人全是读儒家经典，有德行的人才。追述前人，家国同构的宗祠文化对后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清朝诗人赵翼一首诗里讲到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以宗祠为纽带的文化像无形的线牵连着族人，也像鞭子鞭策着族人奋发有为。由此可见，像岭背水头谢氏一族便可以归纳出：耕读传家、以德为先、注重操行、心存仁义等家风精髓。这便也是祠堂的核心文化。

（四）收集完资料后，再翻阅有关文献，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整理加工。值得注意的是在方志中记载上述内容时，一是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对大族群、影响力较大的宗族总祠堂进行资料收集编入志书，打造一批典型。因为一般而言，大宗族祠堂的年代久远，建筑特色明显，人才也更多。至于大宗族群下的分祠或者支祠，如果也产生过很大影响，并且祠堂本身具有很大特色的也可以考虑编入。二是应当遵循方志的语言要求，只对祠堂文化的核心内容进行叙述、描写，而不应做出主观评价。譬如《于都县志》（1991年版）第643页卷二十五，关于人物的卷首语：“于都自古至今，人才辈出，今选71名已故人物立传、22位将军作名录，785名古今官员、干部、英模、英烈列表。对少数逆潮流而动的人物，也择其个别立传，以警来者！”其中“逆潮流而动”含有浓重的贬义以及批判色彩，带有明显的主观倾向。“以警来者”更具有通过撰写人物故事达到教育的倾向。这类词语，写在志书当中应当慎重考虑，值得商榷。

二、编入传说故事与历史变迁

赣南是块神奇的地方，各地流传着很多传说故事。而在这些传说故事中，尤以与祠堂有关的而传播得久远、广泛。随着历史滚滚向前，故老相传，这些传说故事便也成了祠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于都县马安乡上宝村内的上宝钟氏祠堂、于都县宽田乡管氏宗祠为例。

（一）相传于都县马安乡上宝村钟氏，于明末从兴国县长岗的竹坝迁居而来，一个懂天文地理叫英郎的人，来到上堡，认定这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风水宝地，于是，他举家来到上宝安居乐业，果真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财两盛，以致明代至今有万余名钟氏后人从这里走向天南地北，兴旺发达。

1932年1月20日，工农红军第三军攻打躲进土围内负隅顽抗的土豪劣绅，活捉土豪170余名，缴获枪支300余，以及其它用品药物无数，所用衣物则分给劳动群众，能投降的靖卫团丁每人发六元旅费回家，拔除了于都县最后一个白色据点，并在上宝村排脑建立了红色政权——中共胜利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于都成为全红县。因当时战事需要，土围被部分拆除。2001年8月，于都县人民政府公布上宝祠堂群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7月，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上宝村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以于都县马安乡上宝村内的上宝钟氏祠堂为例。祠堂位于于都县城北部约四十千米的，319国道西侧，与桥头乡和银坑镇相毗邻。溪水依祠堂群由东至南流过，四周环水，乡村水泥公路贯通全村。祠堂群由十八座紧密相连的大小宗祠组成，现存11座：上宝钟氏宗祠、钟北茂祠、钟玉田祠、钟斗山祠、钟北山祠、钟积桃祠、钟备万祠、钟德宣祠、钟端爵祠、钟经万祠和钟东岗祠。

祠堂始建于明朝末年，总宗祠“世德堂”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重建，乾隆年间扩建，嘉庆十五年（1810年）、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民国二年三次重修。端爵公祠建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继述堂建于乾隆八年（1743年）、北山公祠始建于乾隆年间，咸丰、光绪年间扩建。咸丰五年（1855年）、道光三十年（1850年）、民国十四年、十五年在祠堂群内设义仓。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在祠堂群内设私立朴也学校。咸丰八年（1858年）在祠堂群四周建土围，成包围之势。

（二）据《于都县志》所载：管氏宗祠初建于唐末（公元809-901年），乃唐朝风水国师杨筠松在赣州隐居时，晚年为管氏家族亲自择卜定向所建，有千年的历史，是杨公的真实作品，十分有考察研究价值。传说管氏宗祠立基那一天，特意请了杨公来立向点穴。开工那一天，杨公穿着旧长杉，手里拿着雨伞，背上背包袱，风尘仆仆来到管屋建祠的芒筒坝，他看见许多长工正忙着平整地基，便坐在边上张望。干活的长工见他衣着平常，也没太在意。杨公来了后悄悄地坐在一条板凳上，忙忙碌碌的管氏人谁也没在意这位像当地老俵一样的老人。杨公选风水用目测就可以代替罗盘，观察了周围环境有好一阵的杨公，移动调整着正坐着的板凳，见没人理自己，就和来的时候一样悄悄地走了。

等到村里人发急到处找杨公时，还是一个孩子说，我看见过一个戴着斗笠的老爷爷在这儿坐了很久，老爷爷早就走了。后悔不已的管氏人兵分几路地去追赶杨公，终于被追上的杨公心平气和地告诉管氏人：别着急，我已经给祠堂定好了向，我刚才坐的那条板凳，就是祠堂大门的位置，你们就按照板凳的方向去立向吧。

主祠堂墙上一首游人即兴涂鸦的诗描述了杨公板凳定向的故事：

板凳定向显灵通，人丁兴旺在族中。

管氏宗祠今犹在，芒筒坝人称杨公。

其具体立向为艮山坤向兼寅申分金，乾方来水，水口出丁未。前有照，后有靠的格局。河水环抱为尽龙尽结，来龙长缓有力，大门前逆大河水，少祖来龙靠山主星略低陷少力，水口有关锁，必主离乡别祖发丁财。现今发丁一万三千多，名符其实的万丁之族。

从上述两个祠堂可以看出，宗族祠堂的历史意味很浓厚。单看祠堂的外表，也许就是一些很普通的青砖黑瓦，但是经过深入的了解，附着在祠堂的特殊历史内蕴便体现出来了。

三、祠堂的建筑审美文化

人类与建筑的关系极为密切。祠堂不仅可以用来祭祖，而且还有许多祠堂可以住人。那么，祠堂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宗族人审美心理的反映。同时，祠堂也反映了当时建筑水平和建筑风格。尤其是年代久远的保存完整的大宗祠，其地方建筑特色是非常明显的。建筑审美文化也是祠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将其编入方志中。以于都县马安乡上宝村内的上宝钟氏祠堂、于都县桥头乡东山村谢屋组谢公重祠为例。

（一）于都县马安乡上宝村内的上宝钟氏祠堂，整个祠堂群结构精美、宽敞高大、飞檐翘角、绚丽藻井、高大拱门、大麻石条、光滑的鹅卵石、明亮的天井，让人看到了古建筑的精致与雄伟，美丽与长存。墙上对联横批“兴仁”、“讲让”、“敬宗”、“尊祖”等清晰繁体字样，体现出上宝钟氏和客家人纯朴善良的传统美德。祠堂群中又以总宗祠“世德堂”规模最大，为三井五厅，其它分宗祠均为一井二厅，并以主祠为中心左右分布，总面积约为3000平方米。

祠堂绝大部分座西朝东，均为砖木结构，硬山顶，马头墙，前厅大部分设有装饰富丽的藻井。有的门眉设有浮雕或有雕刻各种花纹人物的斗拱。祠堂群内设有清澈见底的古井（上宝井），可供居民饮用；巷道皆以鹅卵石铺设，土围墙体以片石夹夯实泥土砌筑而成，土围厚二至三米，曾建有六个碉堡和东西南北门，并有护围河而围之，是当时钟氏百姓抵御外来侵扰的堡垒。

（二）谢公重祠俗名“花厅前别墅”，位于于都县桥头乡东山村谢屋组花厅前，建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历代有修葺，1959年、1964年两次重修。坐东向西，由泮池、外院、门楼与厢房、内院、门廊及二井三厅（含庑房、正房）、两侧各2列横屋组成，砖木与土木混合结构，硬山顶与悬山顶。面阔81.6米，进深40.5米，高7.5米，院深18.7米，总占地面积4830.72平方米。泮池距祠门22.7米，底边41.8米，矢高20米。祠前为空坪。

门楼居正墙中，仿四柱三间三楼式，水磨砖与卵石砌成，麻石门框，门额阳镌“宝树流芳”，上款“乾隆庚子”，下款“邱祖泽题”。楼顶以菱形孔砖雕压脊，鳌鱼呧吻，檐下灰雕万字纹及瑞兽纹。门廊在3级台阶之上，设3门及木槅扇，两侧设耳房与厢房，与门楼形成内院。檐柱出双挑，上饰浮雕麒麟纹及花卉纹，雀替透雕蟠螭纹，纹饰繁缛。门簪浮雕鎏金太极图与八卦图、双龙戏珠与如意纹。门厅设八角形藻井，浮雕十字形卷草纹、凸雕花蕾纹。天井以红石条砌成。享堂设中门，存柱，木槅扇缺。大梁上红漆书“五九年”、“陆肆年”重修题名。两庑设木槅扇。寝堂两侧设正房，神龛设置简陋，缺槅扇。内外墙上分别有苏区标语：“欢迎白军士兵当红军！”、“红军不损坏工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广州暴动”、“学校宣”。地面铺青砖。该祠有确切纪年，建筑布局大气严谨，文化内涵丰富，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美丽的建筑总是能给人美丽的享受，归根结底，人类离不开视觉带来的美感。祠堂的建筑物是后人了解前人建筑风格和水平的最好的实物载体。由此，祠堂便具有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

祠堂是历经风霜雨雪沧桑变化的历史见证者，她寄托了中国人太多的情感和遐思；她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前接古人，后启来者。由此，在新时代，以方志记载祠堂的文化就显得必要而迫切。上应国家全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策，下开基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局面。同时，这对于地方志文化事业而言，也是新的尝试和开拓，应当大力推进。

（注：至德传承 上传于吴氏在线-各省信息员微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