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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一姓一祠堂,细说潮汕地区的“祠堂文化”

2023-07-21 作者:至德传承 来源:综合 浏览:8947

行走在海山之间、韩江两岸、“省尾国角”的潮汕,给人印象深刻的除了“舌尖上的美味”(特色小吃),当属于那一座座雕梁画栋、飞檐翘壁、富丽堂皇、威武庄严的乡村祠堂了。自西晋衣冠南渡,中原人口便开始了数次大迁徙,背井离乡的人群,更注重纪念跨越万水千山、一路风尘朴朴、披荆斩棘重建新家园祖先的丰功伟绩,更将对前辈的频繁祭祀,当成教化后人、凝聚宗族的无形力量。于是千百年来,中原迁徙士族的后人在广袤的潮汕大地,一座座历史悠久、建筑精美、传承有序的村中最豪华、地位最高的建筑——家族祠堂,犹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威严神圣地接受无数后辈的虔诚祭拜、文化传承、族规制约、香烟不绝……唐詹琲《永嘉乱,衣冠南渡,流落南泉,作忆昔吟》

忆昔永嘉际,中原板荡年。

衣冠坠涂炭,舆辂染腥膻。

国势多危厄,宗人苦播迁。

南来频洒泪,渴骥每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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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胶己人”的由来和迁徙历史。

以擅长经商而闻名于天下的潮汕人,是以潮州话为母语的汉族民系,主要分布在粤东沿海的潮州、汕头、揭阳、汕尾、丰顺等地,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0多万。由于人口密度大“地狭人稠”,为了生存发展,自古以来,潮汕人就有外出到世界各地经商的传统和习俗。据统计,目前全球海外有2000多万潮汕人活跃在世界各地。

潮汕人起源于古代中原,属于河洛人的一支。由于战争和天灾等因素,中原先民数次大迁徙来到韩江三角洲地区定居、生生不息。

最早有文献记载的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帝国发动统一百越的战争,派兵守五岭,略取陆梁地,徙民到这里与百越人民杂居,落藉潮地,后再经赵佗的“和杂百越”措施,使人口得到交融繁衍。

晋代北方“八王之乱”战火蔓延,不少中原士族为躲避战祸,衣冠南渡,从福建晋江、江西赣州辗转来到这里,带来了中原文化。

据揭阳县《地名志》记载,靠桑浦山的乌美村就是创建于晋代的古村落。

“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唐刘知几《史通·邑里》)。”

南朝刘宋时的《宋书州郡志》记载:“义安郡领海阳、潮阳、绥安、海宁、义招5县,户数1119户,人口5522人”。

唐朝时期,潮州人口因大批中原人民、士卒迁入,人口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陈政、陈元光父子率领的58姓军士来开辟漳潮,不少将士落籍于此。

“潮州户数增至4420户,人口26745人(《新唐书·地理志》)。

宋代由于靖康之变,中原地区兵燹频仍,不少官员庶民或转道福建前来,或流经江西迁入,他们创建村落择地而居,更是比比皆是,按《元丰九域志》记载,潮州已有74682户,是唐代户数的17倍。

到了明代,从福建迁居潮州的人口大增。据明郭春震的《潮州府志》所记,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海洋、潮阳、揭阳三县共有人口289,795人。到了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据清朝吴颖的《潮州府志》记载,潮州已有人口540806人。

这些潮汕人以血缘为纽带、同宗同姓择地聚居,形成独具一格的宗族村落。

“今者强宗大姓所在多有,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清张海珊《聚民论》)。”

如晚清的吏部尚书许应骙、民国时期的粤军司令许崇智、教育家许崇清,鲁迅夫人许广平,他们的祖籍地就在潮汕地区揭阳的沟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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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地区祠堂文化的历史由来。

中原外来移民定居潮汕之后,无论是敬祖祈福、还是传播忠君仁爱孝悌思想、认祖归宗、规范约束族人行为,建祠堂(公厅)开始成为一个大家族凝聚的共同要求。

潮汕地区的祠堂文化,可谓历史悠久,早在唐宋时期,潮汕已有祠堂出现。

“州(潮州)之有祠堂,自昌黎韩公始也。公刺潮凡八月,就有袁州之除,德泽在人,久而不磨,于是邦人祠之”;“宋咸平二年,陈文惠公潮,立公祠于州治之后(《永乐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三·祠庙》)。”

宋元以后,潮汕地区有官衔品级的贵族也纷纷设立祠堂,追祀先祖,当地出现了“望族营造屋庐,必建立家庙”(清乾隆《潮州府志》)。

然而,在明永乐之前,法令上只允许有官衔品级的达官贵族设立祠堂祭祀祖先,平民百姓建祠堂是不合合法的,只好建祖宅公厅。

到了明朝中叶,才正式允许庶民修建祠堂,因此潮汕民间修葺祠堂之风变得兴盛起来。

一时之间,潮州出现了“聚族而居,族必有祠”的空前盛况。

譬如潮州府澄海县的樟林镇,居然有大大小小祠堂51座,姓陈一族5899人,便有宗、支祠堂14个;姓林一族人口3230人,有宗、支祠堂9个。

潮汕地区,一些大的同姓宗族不仅建有统一的“祖祠”,而且各房系支派下面也建祠堂,叫做“支祠”。

彼时的祠堂建设还有一定规格限制,并非可以随心所欲建造。

大清律令曾对官员家庙作出如下规定: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宗祠大堂可五开间,台阶五级,东西两庑各三间,有两重南门,院墙围起,并开东西侧门,如潮汕地区揭阳榕城的丁(日昌)府。

四品至七品的中级官员家庙,堂屋三开间,台阶三级,东西庑各一间。八九品小官的家庙堂屋则只一开间,台阶一级,院子只有一正门。

晚清至民国时期,各宗族在经济政治中心的城市,建大宗祠,并非完全展示宗族团结,家族人材济济,而是另有意图目的。

它都是由有权势官僚士绅倡办,非大多数人的愿望需求的,如潮州的方氏大宗祠,就由方耀所倡建,杏花村的原李氏大宗祠是李扬敬所牵头建起的,新歧的张氏大宗祠,是张瑞贵参与倡建的,以此来联系宗亲,捞取政治资本。

按照约定俗成的传统规矩,祠堂一般不住人,主要作族人祭祀祖先,商议本宗族大事,乃是一个庄严肃穆的场所。

一般管理祠堂都由宗族长房长支长辈负责(俗称“族长”),也有由有功名、有威望者主持,这要在祭祖后议事时付之公决而定。前者一般合乎宗法,后者则有利于工作,如两者能达到统一,则宗族规约便畅行于一族而无阻。

3

潮汕地区祠堂发挥的重要作用。

作为商议族内重要事务的场所,潮汕地区的祠堂还有以下重要职能和作用。

01 祭祀祖先。这是祠规的大事,家庙祠堂就是祭祀之所。祠约要求族人虔诚地参加祭祀活动,“勿怠废先人祀”。以行孝道祈福泽,这是族人的精神支柱。

祭祀的日期有定期的,也有ト吉择日的。一般是清明扫墓,冬至于祠堂祭祖,也有元日或元宵节祭祖的(潮州归湖、畬族就是元宵夜关祠堂门祭祖的)。

祭祀的范围,则以入祠上祀范围而定,在宣读祝文中阐述清楚。至于儿孙得功名做大官,回乡感谢天恩,祠前竖旗杆,开多门祭祖先,是整个民族感到光荣的事,日期则由主事者确定。

在依仪祭祖之后,参加祭祀者按尊卑长幼向长辈尊长致敬,再聚餐吃供品。有些地方还分级人席,如揭阳登岗黄氏,吃供品席时,贡生以上功名者则两人一桌,秀オ四人一桌,六十岁高龄者八人一桌。有些地方祭后不聚餐,分“胙肉”而已。

胙肉,特指祭祀时供神的肉。宋代陆游在 《入蜀记》卷五:“招头盖三老之长,顾直差厚,每祭神,得胙肉倍众人。”

02 制定乡规祖法约束族人。

之一,族人不准侵犯祠产和宗人财物。祠堂财物资产,虽属公有,但任何人都不能侵吞,潮汕很多氏族的族谱都有规定:“族人如有盗卖祠田,一经察出,除勒令备价赎还外,公同家法治处。”“重则处死,至少加倍罚款。”

宗族对于族人的私有财产,有保护它不受别人侵占盗窃而订立的规约,俗称“禁规”。如在两造收成之前,“严禁放鸡鸭下田”,“不准偷盗瓜果等农作物”。甚至在祠堂前演木偶戏,棚前挂出不准侵害偷盗农作物标本,以表示禁规严肃性,说明如有违禁者,要受严厉处理,罚款、罚戏、杖责和游街示众。

之二,乡规族法在族人的婚丧中也起着规范影响。在封建社会,男女不能自由恋爱,要有父母命媒妁言才定。有些宗族规定“男子定婚,女子许字,必谋于家长,既决而告庙”。还定下新婚第一年新娘应于元宵节到祠堂共拜祖宗,才被确认为本宗族成员。族规禁止同姓通婚,明文载入族谱。

丧礼则更加繁杂,说是尽孝道、守礼制。有些还规定居丧三年内,子女不准婚嫁的。然而也有些开明祖先。主张厚养薄葬的,如潮安仙乐村,杨氏九世祖,就立遗训规定丧事从简,得到子孙赞誉支持。

之三,族人纠纷要在桐堂解決,不得擅自告官,把族权视为“国法”。族人之间发生纠份,先到祠堂请族长或主事排解。“在祖宗神位前论曲直、剖是非”,是最严肃而具权威性的。

栽决审理不单是以情理为准则,而是要“以尊卑定逆顺、判曲直、定是非”。以维护尊卑名分,而偏祖尊长。在清代,族权在强化时期,族人若不服从宗族的处断,要受到族长的责治,若未经祠堂族长裁决而先告官的,要受到族法处理,说他邈视祖宗。其理由是族人先是宗族的属民,其次才是皇家的臣民,这就决定族人纠纷一定要过祠堂审理这关。如此一来,宗族祠堂实质上是一级基层政权,也是调解裁决机构,族长就是长官。所以,族人违抗族法者,族长便可在祠堂召开宗支主事人,商定对违犯族法乡约者进行处罚。处罚方式很多。

体罚:责打、祠前示众、向祖先长跪悔过。

罚钱(谷):对损坏祖业者,罚钱(谷)交付祠堂敬祖置业祭祀之用。

开除出宗族:不许入祠、入谱,开龛门告祖先禀(贬)出宗族(这是乡规族法的最严厉惩罚)。

03承担家族学校教育的职能。

人才的昌盛与否,往往是家族盛衰的重要标志。因此各宗族在兴学育才方面,都定出不少措施,有的规定入学不收学费,好学而生活困难的优等学生,可从公租中按给生活补助;

为奖励族人步入仕途,对参加乡试的人,发给赴考路费,中举还有贺银。有的宗祠置有秀才田,族人中秀才、举人,回乡在祖祠开谒祖,晏请族亲长辈之后,经族长认可,每年可在秀才田的田租中分到一定数量租谷,以示奖励。如澄海县锡明公祠,于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就倡买粮田5亩为书田,有新进庠生,均可分收田租,以此鼓励上进。也有不少发迹官员购田助学。如明代的大理寺卿林熙春,曾捐修赎佛寺田百商作为秀才“科试”的费用。

献捐田产助学的各地都有,甚至还将最神圣的祠堂拿作办学之用,有些还延续到现在。据文献记载,仅汕头庵埠镇辖内,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至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镇属小学81所,有40所以桐堂为校址,1939年至1949年有小学49所,以祠堂为校址的25所。解放后至1988年,镇有学校29所,尚有15所以祠堂为校址。足以说明宗族对兴学育才的支持。

据有关方志资料反映,潮汕在各方面重视兴学育才中,明清时期人才炽盛,明代潮州名人辈出,中进士者149名,有全国名列榜首的状元林大钦。

清自顺治八年(公元1657年)至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的104年中潮州府中进士的125人,中举人701人,贡生1069人,三项共1895人。

04祠堂的无形凝聚组织力量,有效增强了家族(村寨)抗灾、御侮力量。

潮地处于南海之滨,风、涝、水、早等自然灾害频繁。当地为求生存,时刻不忘与天灾斗争。各村庄根据其不同的地理位置,组织修筑堤围、塘坝、涵闸,疏浚河道沟渠,以改善防洪排荡抗早的生产环境,这些庞大工程,一家一户很难完成,聚族而居的乡村,在宗祠公决之后,便能一致行动而促成。如揭阳金坑乡兴建沟渠、灌溉,改造石母山引水渠,由族人共同努力完成,使受益农田达300亩。在筑堤修坝时,除抽丁派工之外,宗祠还拨出租谷补贴民食。

宗族族长除领族人与天灾斗争外,也在争生存中与人祸斗。特别是在政局动荡之时,或是外敌内侵祸害严重时刻,各宗族首先是筑寨自卫。

“古时大乱,乡无不赛”( 《潮州志・兵防志》)。

明朝中叶,倭寇为害潮州甚剧,那时,各聚族而居的乡村,各自组织丁壮保卫家园。

风山有古赛,在盗贼猖时,乡人陈千山倡义守寨防贼,使贼不敢侵掠风山。到嘉靖庚申(公元1566年),倭夷入寇,陈干山的裔孙南野,也率众守寨抗倭。贼多次来犯,族人在陈南野率领督战下,无不以一当百。使贼受挫溃退(周硕勋《潮州府志》)。

4

潮汕地区闻名遐迩、享誉四方的几个祠堂。

01集潮州木雕艺术之大成的“已略黄公祠”。建于清光绪年间的潮州己略黄公祠,用料讲究,装饰精美,可谓清代潮州木雕艺术鼎盛时期的代表作。

己略黄公祠的木雕广泛采取了圆雕、沉雕、浮雕、镂空等不同手法,突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表现了多层次的镂空复杂内容,把有限的画面变为广阔的空间,将不同时空的人、事、物、景集中于一个画面。还有在色彩上充分运用了黑漆装金、五彩装金、本色素雕等三大手法,使整座建筑物布局严谨、层次分明,受到著名古建专家郑孝燮予的高度评价,称之为空前绝后的“潮州木雕一绝”。

一村一姓一祠堂,细说潮汕地区的“祠堂文化”

02明代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潮汕地区最大、最豪华的祠堂——下桥“胡氏祖祠”。

潮汕有谚语说:“下桥祠堂,棉湖厕缸。”以形容棉湖厕缸之大,下桥祠堂之恢宏。当地还流行着一个形象的比喻:“若将面条围祠一圈,吃量大的也食不完”,可见占地之规模巨大。

下桥“胡氏祖祠”,建筑宏伟,巍峨壮观,瑰丽堂皇。为潮汕地区各大祠堂之冠。它长49米,宽24.5米,建筑面积逾1200平方米;祠堂始建于明朝洪武至建文期间(公元1368-1399年)。其建筑材料汇集潮州木雕艺术、石刻艺术之精华,举世罕见。如后厅之楠木栋梁,大逾合抱,历时六百年而不朽,堪称奇迹,令人过目难忘。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在潮汕地区,林林总总、星罗棋布的大小祠堂,俨然已成为潮人精神的享殿,宗族的荣光,流传至今更升华为一种祭祖祈福、凝聚人心的无形力量,源源不断的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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