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排吴氏宗祠

在佛山市南海区罗村镇总排村有多座保存得比较完整，规模较大的古建筑“祠堂”群，如“吴氏宗祠”和家庙“平乐吴公祠”、“永涯吴公祠”等。其中“吴氏宗祠”气势宏伟，庄重规整。始建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分别于清嘉庆十年（1805年）、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重修。主体建筑均硬山顶面，宽三间，高大俊伟，由纵轴线上排列的头门、前殿、正殿等组成, 平面呈长方形，为三进院落四合院式布局，总面积约2000多平方米。头座瓦顶塑画脊，朱樑画栋，花岗石脚，水磨砖墙，具有珠三角洲祠堂建筑的特色。

 

祠堂正门上书《吴氏宗祠》，四个大字，刚劲有力，是明代有名的书法家、教育家、文学家王守仁的墨宝真迹。前殿原有总排堂号《永思堂》牌匾，亦是王 守仁的遗墨，可惜文革时已经被烧毁。正殿上高悬《宋代流徽》牌匾，是名书法家陈白沙的墨宝真迹。正中墙上嵌有《香树长春》石匾，来源于一首“三到珠玑巷”五言诗，抒发了远祖南迁的辛酸和思念之情。左侧墙上，镶嵌了两块碑记：一是嘉庆十年刻的“重修家庙碑记”，二是道光二十一年刻的“重修祠堂碑记”。前者记载了总排的始祖是丹七公，于大宋绍兴初年自南雄珠玑巷南迁而来到总排的历史事实，很有历史价值。

王守仁所书堂号《永思堂》，意思是永远思念先祖功德，永不忘本，而陈白沙所书牌匾《宋代流徽》，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徽”者，徽号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商标或品牌。“流徽”就是先祖流传下来的优质“品牌”，我们吴姓的始祖太伯和季子，他们的“仁让” 精神，就是我们吴姓的“品牌”和“徽号”。总排“吴氏宗祠”旁边的《仁让里》，正印证了这一思念和“仁让”精神。那为什么牌匾不写“唐代”、“元代”或“明代” ，而偏偏写上“宋代流徽”呢？根椐聚边房谱记载“自是而后代，有闻人至宋讳申公者，由御史著名当代南雄珠玑巷支派，实启先声。”说的是北宋皇祐进士吴申，是我南雄珠玑巷支派的后裔，他“持方刚诚，坐席正讲官之体。”说的是过去皇帝读书时，都是老师站着讲，直到吴申上疏争辩，从此讲官才得以坐正席。他为人刚方，严正，也深得后世其他读书人和教育家的爱戴。陈白沙也是读书人和教育家，因此，他对“吴申”也是崇拜者，故疾书《宋代流徽》也就不足为怪了。

总排《吴氏宗祠》先祖，能同时得到同时代的两个名人陈白沙和王守仁的墨宝，的确是难得。有人认为是靠明代的江西著名教育家吴与弼所赐，因为总排吴姓原来自江西（待考），与吴与弼是同宗亲戚，而陈、王两人又是吴与弼的学生，故有求必应是理所当然的。我认为，陈白沙是吴与弼的得意门生是众所皆知的，但王守仁显然不是吴与弼的学生。吴与弼终于1469年，而王守仁则生于1472年，那就是说，吴与弼逝世三年后，王守仁才出生，怎会是吴与弼的学生呢？不过王守仁与湛若水是深交，湛若水是陈白沙的学生，是广州增城新塘人，他亲手创建的学院已经超过了５０所，门下弟子有４０００多人，他曾讲学于西樵。因此，湛若水与陈白沙和王守仁都搭上关系，而总排的先祖也可能是湛若水的学生，那么，请老师的老师和朋友提字，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也说明，当时的总排先祖，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与社会文化界有一定的交情是分不开的。

 

当你走进总排“吴氏宗祠”的尽头，墙壁上嵌着一幅用大理石雕刻的条幅，上书《香树长春》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隐含了我始祖南迁的一段苦难历程。

正如聚边族谱序所言，“因遭时变”，也就是所谓“胡妃之乱”，太始祖丹七公携二子（伯贤和进贤），自南雄珠玑巷南下，沿途到大良都古琅村，后籍住广州七块石街，房东叶公将女儿许配给长子伯贤公，未几太始祖仙逝。及后次子进贤公则与邻居苏氏结婚。婚后，进贤公去了西隆堡岗头吴边开基，其后支派繁盛，列地分居，进贤公即为岗头、总排、旺边、聚边、吴边、释褐各房的始祖也。

自岗头开基定居后，据说先祖曾三次回南雄珠玑巷问祖寻根，但经历了多年的战乱，祖居已荡然无存，往事不堪回首，不禁凄然泪下，只见七星树枝繁叶茂，那七星树下，正是当年我先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故此，先祖有感而作，写下了如下诗句：

“三到珠玑巷， 凄然忆祖居。七星香树下， 回首是吾庐。”

（ 此诗由总排宗长吴沃庚提供 ）

走进总排“吴氏宗祠”内，当你昂首一望，一块绿底金字的牌匾，会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宋代流徽》更是让人惊叹，落款“古冈陈献章书”，右上角有“家住江门”，左有“陈献章印”和“白沙”印章，不叫你不得不相信，这的的确确是陈白沙之作，那用茅草捆扎制成的“茅龙笔”，下笔挺健雄奇的书风，写就的《宋代流徽》，刚劲有力，宛如龙飞凤舞，更让你拍案叫绝。经专家鉴定，这的确是“陈白沙”的宝墨真迹，现流传下来的“陈白沙”宝墨真迹，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因此，可以说是“绝笔”中的精品，假如拿去中央电视台的“鉴宝”节目中去评估，可以说是“价值连城”，称得上是“国宝”。

说起这件“国宝”，我们的宗长吴沃庚谈起了文革中的一段往事。在文革初期，“破四旧立四新”，许多文物遭到焚烧和毁坏，那时，大队长把这件“牌匾”交给他处理，他当时正在木工场做工，他知道它的价值，他把这块“牌匾”反过来，整块做了电视机柜的底版，瞒过了“红卫兵”，幸运的保存了下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放光彩，重新粉饰，高悬于大堂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