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爱国将领、著名诗人文天祥在其波澜壮阔的一生中留下了大量家谱序跋作品。这些序跋是研究文天祥生平思想、人生际遇以及南宋末年社会状况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由于历史原因,文天祥所撰家谱序跋大多并未收入文集,只是散见于多个姓氏的家谱资料当中,而家谱资料通常不易见到,故一直未能得到学界关注。《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出版后,在众多家谱序跋收录中,文天祥所撰序跋也因此得以集中呈现。
本文从文天祥现存家谱序跋着手,对其谱牒学思想进行探讨,并初步分析谱序中所蕴含的文献史料价值,以期引起学界更多的研究和关注。
一、文天祥所题谱序现存情况
从目前所见资料来看,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家谱资料选编》( 序跋卷)收录文天祥所撰序跋23篇,中国书店出版的《文天祥全集》载有谱牒序跋3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天祥研究资料集》收录散佚家谱序跋5篇,另有谢根华在《文天祥早期历史资料发现记》一个文中辑录《吉唐上门大屋下陈氏族谱原叙》1篇。这样算来,文天祥所撰家谱序跋共计流传下来32篇,其中时间可确考的,最早为宝祐四年( 1256),最晚为祥兴元年(1278)。序跋所涉族谱的地区分布为:江西14篇,浙江5篇,湖南5篇,江苏3篇,安徽2篇,另有3篇尚不能确定。
据史料记载,文天祥为江西吉安人,出生于宋端平三年(1236)。宝佑四年状元及第,同年丁父忧,居家守孝三年。开庆元年( 1259)赴京,朝廷补授承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咸淳五年(1269)知宁国府(今安徽宣城),九年为湖南提刑。德祐元年( 1275)起兵勤王,抗击元军。此后,一直率军转战江苏、浙江、广东等多地直到祥兴元年( 1278)被捕入狱。
从时间跨度上看,这些谱序均撰写于文天祥状元及第到抗元兵败被捕之间,从地理分布来看,江西、浙江、湖南、江苏、安徽等地均为其足迹所到之处。因此,文天祥具备撰写上述谱序的基本条件,这些谱序出自其手当是真实可信。
二、文天祥的谱牒学思想
中国谱牒历史非常悠久,西周时期已有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出现。唐末以后,由于战乱等原因,谱牒逐渐衰绝。北宋初期,人们对家族谱系大都语焉不详,欧阳修、苏洵有感于谱牒失修、谱学废绝之现状,开始倡导修谱立祠活动,并创立欧、苏谱法,成为后世修谱典范。文天祥一生恪守封建礼法,在谱牒学方面,虽然没有欧、苏那样的巨大影响,但在流传下来的众多谱序中,也体现了一定的谱牒学思想。
(一)修谱态度:求真写实、秉笔直书
唐末五代以降,谱牒大多亡佚,人们已经很难描述清楚家族源流,在修撰家谱时,往往喜欢附会青史留名的人物,以此来提高家族的声望。于是,将先朝的某些贤人名士认作家族始祖的现象屡见不鲜。对于这种攀附前贤、乱认祖宗的行为,文天祥持否定态度。他在《跋彭和甫族谱》中对蔡京后人歪曲事实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莆中有二蔡, 其一派君謨,其一派京。传闻京子孙惭京所为,与人言,每自诡为君谟后,孝子慈孙之心,故不应尔。”他认为,祖先有不义之举,不应该弃之另寻他人,而是要以之为鉴,克己修身,重振家门。他在该篇序文后面说道:“予闻晋沈劲耻其父陷于逆,致死以涤之,卒为忠义”。从而对沈劲舍生取义、为父雪耻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赞扬。
编修家谱要做到求真写实,不仅要杜绝妄认祖先,还要不分贵贱亲疏,一视同仁, 认真考证每支每派的传继、迁徙情况。他在评价梁氏大宗谱时说:“不附贵而遗贱,不详亲而略疏,的的乎信谱矣”。在《兴国齐分曾氏宗谱序》中强调修谱应“精加考订,而祥审之”。
可见,文天祥在修谱态度上,强调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秉笔直书。
(二)修谱原则:详略有章、同其所同
修撰家谱是一项十分繁杂浩大的工程,必须有一定的取舍原则。文天祥在家谱序跋中论及了两个基本的修谱原则。一是“详略有章”。比如,记述时间较早的远祖可以简略,而近世祖先应尽可能详细全面。“于是始书行第、生卒、坟茔、山水,所以著作谱之原。末书子几人,除殇者不录,远祖不可考者略书之。" 再如,宗族中的贤能者应该详述。“有贤者出其间,必著有某德、有谋能,成某事,食其爵,殊其例,以表之。”
文天祥谈及的另一修谱原则是“同其所同”,即只有同一祖先所传血脉才能成为同宗,否则,虽然同姓也不能录入宗谱。“修之如何, 同其所同。虽贫且贱,而不之黜;不同则非同,虽富且贵,而不之附”。事实上,这种修谱原则与上述修谱态度是相一致的。只有坚持“同其所同”,才能避免攀附权贵,真正做到求真写实。
(三)修谱目的: 扶世立教、敦亲眭族
魏晋隋唐时期,谱牒主要用于区别门第高低,进而作为选官、品人、联姻的主要依据。所谓“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到了宋代,民间私修谱牒逐渐盛行,家谱的社会政治功能大大减弱,而扶世立教、敬宗睦族的作用明显增强。文天祥在家谱序跋中多次提及家谱的敦亲教化作用。他在为泰和柳溪陈氏宗谱题序时说:“世臣故家各自为族,重以谱牒,是以昭穆序,人伦正,治化隆也:。" 并称赞陈氏宗谱“实有关于风化垂世教之大端也" 。在文天祥看来,家谱不仅可以教化民众,甚至承载了礼乐制度的某些功能。“ 礼之废而无惧焉,社之废而谱存焉,吾犹有望焉”。
家谱修撰目的既是为了移风易俗、世教治化,同时也是出于凝聚家族力量、教育家族成员的需要,即所谓“敦亲睦族”。文天祥对 家谱敦亲睦族的作用有着深刻认识,他在《汾湖陆氏世系序》中感叹:“奈何宗法之坏日久,后士大夫家能荐谱牒,统其族属于离合盛衰之际,是敦宗之意也”。
(四)治家理念:诗书传家、孝悌为本
文天祥作为传统文士,崇尚诗书传家。他在谱序中多次引用《诗经》中内容,对于那些能够恪守诗书传家理念的家族,更是给予高度评价。他称赞吴氏“诗礼相传,文献相守”,称赞曾氏“诗书之泽,代不乏贤”。他在《罗氏族谱跋》中说:“视彼以势利起家者发自崇朝,其废也亦不崇朝、奚啻霄壤,惟诗书忠厚之泽可久可大。“文天洋认为,那些靠钻营投机取得富贵者不会延绵长久,只有提高家族成员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才能保家族兴盛,传之久远。
文天祥的治家理念中,与诗书传家理念相呼应的还有孝悌思想。他在《兴国齐分曾氏宗谱序》中说:“知尊祖敬宗之念,思木本水源之义,凡世人见之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有不观感而兴起者欤?”在《高氏族谱旧序》中云:“立祭祀之仪,以彰孝也。" 历史证明,文天样确实是一位尊崇礼制、坚守气节、舍生取义的儒学思想践行者。
二、文天祥所题谱序的文献价值
家谱序跋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实用功能。文天祥的谱序长短不拘,形式多样,文质兼备,不仅体现了很高的文学修养,而且极具文献史料价值。
(一)考证多个家族渊源流变的重要参考
文天祥在撰写谱序时特别重视对家族渊源流变的考证,在现存的30余篇序跋中,有17篇涉及到对家族得姓始祖、始迁祖、支派流徙等情况的考证记述。如《傅氏族谱序》云: "粤稽先生之籍, 自高宗梦帝赉良弼,得傅说于傅岩,尊封为相,能修先王之政,于殷复中兴,因以为姓。迄汉聚族于泥阳,有鼻祖宽阳陵侯,介子义阳侯,功封陕西庆阳郡,官籍开基,随有清河氏之族。越汉及晋,数传至休奕公,任司隶校尉。子长虞为御史中丞,以官籍而留宁州,后徙河南陕州。避晋永嘉乱,迁右江,居若干世,秉衡公临江教授。至宋,德芳公为高安令,卜居珠湖”。这种清楚记载历代世系流传情况的家族序跋,对于后世考证家族源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素材。
(二)考述文天祥生平、思想、交游的重要依据
文天祥所撰谱序虽然均是记述他人的家族情况,但其中也包含了他自己的诸多信息。首先,序跋的写作时间及落款,提供了文天祥的一些生平资料。如在《泰和阙城罗氏族谱序》中有“予添登第,守官弗遑”之句,落款为“宝祐四年丙辰” ,这就提供了其状元及第时间。再如,在每篇谱序落款中提到的官职身份都不尽相同,若结合时间加以考证,便能清楚知道文天祥在不同时期的任职情况。其次,序跋为我们了解文天祥的思想情操提供了丰富内容。在其现存家谱序跋中,体现最多的就是爱国忠君的思想。如在《西昌袁氏宗谱序》中强调:“凡为男子, 忠君一也,孝亲二也。”此外,文天祥在谱序中通常会提到与求序者的关系及交往情况,为我们考述其交游、行迹等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考察南宋末年社会现实的重要史料
文天祥所撰家谱序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通过梳理这些谱序,能够从多个方面了解南宋末年的社会状况。例如,他在《李氏族谱旧序》中提到,当时民间修谱比较粗略,缺乏精确考证,族人之间关系疏远,祖坟墓地多有荒弃。“族谱昉于欧阳,继之者不一而足,求其鉴鉴精实,十无二三。况自大中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往往而是虽坡翁不免焉”,这为我们研究当时的民风民俗提供了历史材料。再如,在《江州义门陈氏族谱序》中,文天祥记述了其奉太后诏旨起兵勤王、出使元营被拘留、夜走海上逃脱等经历,为了解南宋末年抗元斗争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总之,对家谱序跋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家族源流和序跋作者的谱牒学思想,而且可以为研究历史人物及其所处时代提供新的视角和领域。文天祥所撰家谱序跋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值得继续关注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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