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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吴兢传》（节选）

       白话文

       吴兢是汴州浚仪县人。从小很有抱负，同时精通经学和史学，他的正直很少有人比得上。他只和魏元忠、朱敬则交朋友，这两人当了宰相，推荐吴兢的才华能写国史，朝廷命令他在史馆任职，写国史。后升任右拾遗内供奉。

       神龙年间，节闵太子之乱，奸臣诬陷安国相王参与了阴谋，朝廷大惊。吴兢上奏说：“相王仁慈孝顺，遭受苦难悲伤，和皇上相依为命，认为自己和皇上情同手足。如相信奸臣，把他杀死，会有损皇上的仁德，使天下人失望。历来杀死骨肉，任用不同姓的人，没有不灭亡的。儿子兄弟就是国家的树根和河源，怎能杀死他们呢？希望皇上能保全兄弟情谊，安慰被谗言诬陷的弟弟，这是国家的万幸！“他多次升官后任起居郎。不久他因给母亲守丧离职。守丧期满，吴兢自称写史书有了头绪，家穷不能备办纸和笔，请求给一点俸禄来完成剩余的工作。皇帝下诏封为谏议大夫，又写国史。唐睿宗去世了，皇帝实录留在洛阳，有诏命吴兢乘驿车取回放进灵柩中去。他又因父亲去世离职，宰相张说任命赵冬曦取代他。

       当初，吴兢在长安、景龙年间任史官，当时武三思、张易之等人主管修史，史官多阿谀权贵讨好佞臣，编造吹捧，记事多不真实。吴兢不满意，私下撰写《唐书》《唐春秋》，没写完。到这时，求官职领俸禄买纸笔，想能把书写成。有诏命吴兢等到史馆里去写。升任长垣县男爵。一段时间以后，因被判记事不恰当，贬任荆州司马，他将史书草稿带着赴任。萧嵩主管编史书后，上奏派使者到吴兢那里去拿书槁，得到了六十多篇。他多次升官后任洪州刺史，因受牵连贬为舒州刺史。天宝初年，进京任恒王傅。虽然年老体衰背驼得厉害，心里还想再任史官。李林甫嫌他衰老，不任用他。后去世了，享年八十岁。

       他最初和刘子玄编撰《武后实录》，记载张昌宗引诱张说为魏元忠事作伪证，写道“张说已同意了，靠宋璟等人拦着苦劝，才改变主意进忠言，不这样，皇族就危险了“。后来张说任宰相，看了这话，心里不高兴，知道是吴兢写的，就乘便假装对他说“：刘子玄记魏齐公的事，一点不顾我的面子，怎么办呢？“吴兢说：“刘子玄已去世了，不能在土里受冤枉。那是我写的，草稿还在。”听说的人都赞叹他的耿直。张说多次凭感情请求他改写，他推辞说：“照顾您的私情，那叫什么实录呢？”终于没改。当时人称他为当代的董狐。

       原文

《新唐书·吴兢传》（节选）

       吴兢，汴州浚仪人。少厉志，贯知经史，方直寡谐比，惟与魏元忠、朱敬则游。二人者当路，荐兢才堪论撰，诏直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 

       神龙中，节闵太子难，奸臣诬构安国相王与谋，朝廷大恐。兢上言：“相王仁孝，遭荼苦哀毁，以陛下为命，而自托于手足。若信邪佞，委之于法，伤陛下之恩失天下望自昔翦伐宗支委任异姓未有不亡者子弟国之根源可使枯竭哉！伏愿陛下全常棣之恩，慰罔极之心，天下幸甚！”累迁起居郎。寻以母丧去官。服除，自陈修史有绪，家贫不能具纸笔，愿得少禄以终余功。有诏拜谏议大夫，复修史。睿宗崩，实录留东都，诏兢驰驿取进梓宫。以父丧解，宰相张说用赵冬曦代之。 

       始，兢在长安、景龙间任史事，时武三思、张易之等监领，阿贵朋佞，酿泽浮辞，事多不实。兢不得志，私撰《唐书》《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笔札，冀得成书。诏兢就集贤院论次。时张说罢宰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国史不容在外，诏兢等赴馆撰录。进封长垣县男。久之，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以史草自随。萧嵩领国史，奏遣使者就兢取书，得六十余篇。累迁洪州刺史，坐累下除舒州。天宝初，入为恒王傅。虽年老衰偻甚，意犹愿还史职。李林甫嫌其衰，不用。卒，年八十。 

       初与刘子玄撰定《武后实录》，叙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事，颇言“说已然可，赖宋璟等邀励苦切，故转祸为忠，不然，皇嗣且殆。”后说为相，读之，心不善，知兢所为，即从容谬谓曰：“刘生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诬地下。兢实书之，其草故在。”闻者叹其直。说屡以情蕲改，辞曰：“徇公之情，何名实录？”卒不改。世谓今董狐云。 

（节选自《新唐书·吴兢传》）

       族谱版原文

吴兢传

       吴兢，字公超，生于唐高宗弘道癸未閠七月十二日寅时（公元 683年8月31日凌晨3-5点——编者注）。少励志贯知经史，魏元忠荐才堪论撰，诏直史馆修国史。节闵太子难，奸臣诬构安国相王与谋，朝廷大恐。兢上书陛下龙兴恩被骨肉，相王与陛下同气亲莫加焉。今贼臣日夜阴谋，必欲置之极法，陛下若信邪佞，委之于法，伤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芟刈股肱，独任胸臆，可为寒心。

       自昔剪伐宗支，委任异姓，未有不亡，且根朽者叶枯，源涸者流竭，子弟国之宗源，可使枯竭哉？伏愿陛下全棠棣之恩，慰罔极之念，天下甚幸！累迁起居郎使刘子元等并职，元宗初立，收还权纲锐于决事。群臣畏伏，兢虑果而不及精，及上疏曰：“自古人臣不谏则国危，谏则身危。臣愚食陛下禄，不敢避身厄之祸。比见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赐束帛而已，未赏遂拔擢其忤旨，则朝廷决杖，传送本州，或死于流贬。由是臣下不敢进谏，古者设谤木欲闻己过，今封事谤木比也，使所言是则有益于国，使所言非亦无累于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夫汉高赦周昌桀纣之对，晋武容刘毅桓灵之讥，况陛下豁达大度，不能容此狂直也？”夫人主居尊极之位，专生杀之权，其威严峻矣。开情抱纳谏诤，犹惧不敢尽，奈何以为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郑人欲毁乡校，而子产不听也。

       陛下初即位，犹有褚无量等数上疏，诤时政得失，自顷上封事，往往得罪谏者，顿少是鹊巢覆而凤不至，理固然也。臣诚恐天下骨鲠之士，以党言为戒，扰直就曲，断方为圆，偷苟合容，不复能尽节，忘身纳君于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于纳谏，故曰“朝有讽谏，如发之须有梳”。猛虎在山，藜藿为之不采；忠谏之有益如此。夫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人将疾，必先不甘鱼肉之味；国将亡，必先不甘忠谏之说。呜呼！惟陛下深鉴，于兹哉！隋炀帝骄矜自负，以为尧舜莫己若，而讳亡憎谏，乃曰“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苏威欲开一言，不敢发，因五月五日献古文尚书，帝以为讪己既陈名，萧瑀谏，无伐辽出为河西郡守，董纯谏，无幸江东，就狱赐死。自是蹇谔之士去而不顾，外虽有变，朝臣钳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孙勋绝，为天下笑。

       太宗皇帝好悦至言，时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等，咸以切谏引君要职，常谓宰相曰：“自知者为难，如文人巧工，自谓己长，若使达者、大匠诋诃，商略则无辞拙迹见矣。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今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现。当是时，有上书益于政者，皆粘寝殿之壁，坐望卧观，虽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故外事，必开刑戮，几措礼义大行。陛下何不尊此道与圣祖继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综万方之政，明有所不烛，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谕于下，下情未达于上，伏惟以虚受人，愽览兼听，深者不隐，远者不寒，所谓辟四门、明四目也。其能正言直谏，不避死亡之诛者，特加宠荣，待以不次，则失之东隅，冀得之桑榆矣。

       开元十三年，帝东封太山，道中数驰射为乐，谏曰：“方登太山，告成不当逐狡当兽，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纳之。明年六月，大风，诏群臣陈得失。兢上疏曰：“风阴类，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奸臣擅权，怀谋上之心。臣闻百王之失，皆由权移于下，故曰‘人主与人权，犹倒持大阿，授之以柄’。夫天降灾异，欲人主感悟，愿深察天变，杜绝其萌。且陛下承武后、和帝之乱，府库未充，冗员尚繁，户口流散，法出多门，贿大行，趋兢弥广，此弊未革，实陛下庶政阙也。愿斥屏群小，不为慢游，明选学，慎刑罚，杜侥幸，存至公。虽有风变，不足累圣德矣。

       始兢在景龙间任史事，时武三思、张易之等监领阿贵朋佞，骧泽浮辞，事多不实。兢不得志，私撰唐书，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笔札，冀得成书。诏就集贤院论次，时张说罢宰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国史不容在外，诏兢赴馆撰录。久之，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以史草自随，萧嵩领国史，奏遣使者就兢取书，得六十余篇。天宝初，入为恒王傅，卒。兢叙事简核，号良史。今贞观政要，可为史臣之法。初与刘子元定武后实录，叙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事，颇言说已状，赖宋璟等激厉苦切，故转诈为忠。不然，皇嗣且殆。后说为相，读之心不喜，知兢所为，却从容谬谓曰：“刘生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诬地下。”兢实书之，其草故在，闻者叹其直。说屡以情祈改辞，曰：“徇公之情，何名实录？”卒不改，世谓之“董狐”云。

       史赞曰：吴兢事中宗，则有《友爱相王》之疏；事元宗，则有《纳谏》之疏、《狡兽》之疏、有《太风灾异》之疏。其危言劲气，盖名谏臣也。素任史事，为武三思、张易之所抑，而私撰《唐书》《唐春秋》。若峻拒张说私属等情，当时以“董狐”目之，盖良史臣也。噫！为谏为两职兼尽，汉唐以来，吾见亦罕矣。（选自《新唐书》）

——录自良枧、乌石《桐冈吴氏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