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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文化是中华姓氏文化的核心

2023-07-10 作者:至德传承 来源:综合 浏览:1384

前 言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先应弘扬优秀的祠堂文化,重点包括:承认祠堂在继承、传播中华姓氏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肯定祠堂在社会文明进步中发挥的积极推动作用;提倡有条件地恢复或重建姓氏宗祠,但必须弱化其治族功能和社会功能,使之符合法治的准则。

祠堂文化是中华姓氏文化的核心

祠堂文化是什么呢?通常的理解是泛指以姓氏宗祠为载体的文化现象,能反映姓氏宗祠固有的文化内涵、文化形式和文化特征。姓氏文化又是什么呢?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反映姓氏起源和发展历史的文化总成,是所有传统文化产生的基因和土壤。以上解释虽然尚未形成权威定义,但可以清楚界定祠堂文化与姓氏文化的关系,即祠堂文化是具有姓氏属性的一种文化形态,依附于姓氏母体而存在。因此,按照文化形成的社会历史范畴来划分,祠堂文化并不是原生性和独立存在的文化种类,而是姓氏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中华姓氏文化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文化元素是围绕图腾崇拜形成的图腾文化,图腾就是一种标识氏族的文化符号,一般选择鸟兽、山川、树木等象形文字或图案来表现,每个图腾代表一个氏族,具有亘古不变的文化延续性。图腾文化反映的最本质属性就是该氏族的血缘基因,是建立在祖神传说基础之上的情感文化,譬如龙型图腾就代表其祖神为龙的化身,凤型图腾就代表其祖神为凤的化身,上古的黄帝部族就崇拜龙型图腾,炎帝部族则崇拜凤型图腾,中华民族之所以自称“龙的传人”即源自龙型图腾崇拜,用“龙凤呈祥”比喻美好事物的最早出处或许也能追溯到炎黄两个部族的大融合时期(附图:龙、凤图腾,龙凤呈祥图案),由此而繁衍出我们中华民族。


附图:

祠堂文化是中华姓氏文化的核心


根据战国《世本》辑补本、西汉《史记·黄帝本纪》、东汉《潜夫论·志氏姓篇》、东汉《风俗通·姓氏篇》等古文献对姓氏源流的记载,以及《说文解字》、《通志·姓氏篇》等古文献对姓氏产生的论述可知:“姓”产生于原始母系社会,至少有6000年的历史,代表一个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原始族群,如“炎黄同出风姓”,“风”就代表炎帝和黄帝的母系血缘;“氏”则产生于原始父系社会,大约也有5000多年的历史,代表一个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原始族群,如“炎黄同出少典氏”,“少典”就代表炎帝和黄帝的父系血缘。氏的产生是人类告别蒙昧繁殖的文明跨越,标志着父系血缘成为区分原始种族的重要依据,也意味着姓氏文化从图腾崇拜的萌芽状态开始进入种族意识的更高文化层面。以后炎帝因居“姜水”,取姓为“姜”,命氏“神农”,所以凡炎帝子孙的姓氏起源即为姜姓、氏神农;同理,黄帝因居“姬水”,取姓为“姬”,命名“轩辕”,封地“有熊”,所以凡黄帝子孙的姓氏起源即为姬姓、氏轩辕或有熊。炎黄二帝从“风”姓分化为“姜”姓和“姬”姓,从“少典”氏分化为“神农”氏和“轩辕”氏,说明上古的姓氏是随着族群的迁徙、繁衍、分支而变化的,直到进入前三朝(夏、商、周)以后,由于农耕生产的地域固定性和父系社会制度的建立,姓氏才成为比较稳定的族群符号,再往后发展到秦汉时期,姓与氏被合并一体,并呈现超稳定特征,其中许多古老姓氏传承达数千年不变,由早期的族群符号发展为涵盖“祖神崇拜”、“姓氏尊严”、“聚族抱团”、“祭祀烝尝”、“祖训祠规”、“家乘谱牒”、“昭穆伦常”、“门第门风”、“慈善公益”、“宗法道统”等博大精深的姓氏文化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构成,长期占据传统文化的轴心地位,大能左右治国安邦,小则影响社会风尚。而其中祠堂的产生对于姓氏文化的发展无疑具有空前的推动作用。


据《诗经》、《礼记》等古文献记载,祠堂的雏形最早出现于殷商时期,通常建于墓室之侧,称为“墓祠”或“宗庙”,是商王和贵族祭拜祖先的场所,“顾予烝尝,汤孙之将”即描写商汤子孙冬秋两祭的场面(冬祭谓烝,秋祭谓尝),周灭商以后,祭祀被视为国之大事和王权象征,庙宇规模自然比殷商时期宏大,建筑位置也不局限于墓室之侧,如周人将祭祀后稷始祖的太庙(清庙)描写为“于穆清庙,肃灉显相”,反映出庄严宏大的气派,又有“天子七庙、侯王五庙、大夫三庙、士族一庙、庶民无庙”的等级规定。商周两朝是祠堂文化的发祥之初,文化内涵和形式都比较单一,实则属于王侯将相的专利。真正意义上的祠堂文化历史源于两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


《汉书·张安世传》记载:“赐茔社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这是祠堂在民间出现的文献证明,“茔”和“冢”均指官人墓葬,所建祠堂可能也是“墓祠”;唐代文学家陆龟蒙见到闽西等地大兴建祠祭祀之风后说了一句“闽人好祀鬼”的传世名言,在唐时兴建的祠堂庙宇数以千计,大部分现存堂号、庙号的记载;南宋大儒朱熹在《朱文公家礼》中倡导“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说明祠堂的作用已经深合于儒家礼教思想;明代嘉靖皇帝降旨“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这个“联宗”的确切含义是准许同一姓氏的族群之间通过世系对接纂修谱帙,所以才出现第一部官修性质的《张氏会修统宗世谱》,“立庙”的意思就是建宗祠,尽管明朝的“严政”古今闻名,而嘉靖的皇旨实际上又是对唐宋以来民俗风尚的认可;满清以后更是祠堂林立,琳琅满目,名目繁多(祠堂的别名有宗祊、宗庙、祠宇、香社、家乘等等),规模越来越宏大,占地数十亩的姓氏宗祠比比皆是,非此不能彰显门第道统而获得社会的认同。因此,自汉以来,祠堂和祭祀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呈现出大众化、普遍性和多功能的发展趋势,祠堂成为一族标志,有其堂号和徽徵的文化招牌,是中华姓氏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主要载体。为证明这个观点,笔者根据历代家谱记载,整理出本族祠堂张崇祀祠曾产生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现象如下:

祠堂文化是中华姓氏文化的核心

据民国十九年《张崇祀柌族谱》图示复制


祠堂文化是中华姓氏文化的核心


张崇祀柌整体恢复效果图


张崇祀祠坐落于四川南部富顺古县城中区,毗邻古县衙,与文庙、西湖呈品字形格局,是一所规模宏大的客家张氏宗祠,总占地20余亩,建筑面积近万平米,主体建筑约5000㎡,仿照四门三进的城府布局,内设大小殿堂、祭坛、花厅、戏楼、书阁、厢房和寝室膳所。结构上庭院相间、回廊相连、高低错落、铺陈有序,外观上门庭阔壮、楹柱高闲、飞檐翅角、宝象庄严,建筑风格追求古朴厚重,工艺上体现精巧细腻。座向乾巽,南北呼应,“直视滚滚沱江,倚靠锦绣西湖,大气与儒雅兼收;朝闻西禅钟声,暮看回澜塔影,风光韵致无限。


根据嘉庆元年(1796)划界记录,张崇祀祠建筑“后至汪姓宅基地,左抵万寿寺街心,右至三清殿皂荚树街心,前至大街街心,左有住宅楼房、店铺,右有旧宅楼房、菜园,界址分明”(摘于《张崇祀祠族谱》),是文庙之外城内最大的古建筑。建筑的主人是满清康雍时期由闽西龙岩山区分迁入川的六房客家张姓,其中约500人(成年男丁157人)入籍当时江阳(泸州)治辖的富顺县,六房的构成是:原居龙岩江山乡塘边村的古山、古田二房,原居龙岩江山乡新田村的成福、成禄二房,原居龙岩江山乡富溪村的成龙一房,原居龙岩江山乡山头村的维京一房。分迁背景是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朝廷发布《召民填川诏》后出现的第二轮移民实川高峰期,确切时间段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至雍正元年(1723)。六房客家张姓本为数百年前一祖所出,因齿繁少耕散居于龙岩内外江山的几个村落,并不断在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因此在入川以后迅速抱团立业。雍正六年(1728),族人永坎、兆椒、兆杰等提出“人生大事莫重敦本,敦本之要莫大祠堂”,遂联合六房族人之力开始营建宗祠,定名“崇祀”。最早的基址是买得的杨姓旧宅,谱上描述为“曾经兵燹,土宇荒凉,顾瞻之下唯有败宇颓垣、残砾荆榛而已”,尔后多次筹银买地扩基,最后连成一片的基址总面积达到二十亩。由于财力不济、意见不统等原因,崇祀祠经历了三建三停的营造曲折,耗时长达68年之久,至嘉庆元年(1796)终于落成。关于张崇祀祠的营建过程,在历代家谱中均保留多处相同的文献记载,其中尤以《崇祀祠碑记》为翔。


附:《崇祀祠碑记》


富邑中肯堂焉,额曰“崇祠”,乃张族宗祠也。族本闽籍,自明时由吴基地派衍(吴基地:指上杭小吴地),龙崖、厥里、前村、新田、山头、塘边是其墟也。至康熙朝,吾族螽繁,闻蜀稀旷,分徙入川,望富邑而戾止焉。斯时也,吾族先辈窃念人生大事莫重敦本,敦本之要莫大祠堂,故投足之下他务未遑即兢兢以建祠为急。然犹未有址也,至雍正六年(1728)乃得杨姓基址而价买焉。斯地也,曾经兵燹,土宇荒凉,顾瞻之下惟有败宇颓垣、残砾荆榛而已。既无旧贯堪仍,亦靡公尝足藉,欲兴工作时势殊难。吾族先辈乃奋然同心,各输财力相与,取材运木、鸠工任匠,卜日而肯构焉。至乾隆丙辰(1736)而寝庙成,阅丙申(1746)、丁酉(1747)而中堂就,再阅甲寅(1764)、乙卯(1765)而三厅大门备,经营之务凡三次矣,屈指始建以迄于今阅六十年前后,其间启宇辟基、置尝定产匪属一时,亦非一致,缔造之难盖有如斯!爰将前人初创条规、遗留款则、始末原由刻列于左以垂诸右。


由于宗祠的建成,增辉千年古县,光大六房门庭。因此以宗祠为标志的崇祀祠新族在富顺崛立,首先是带动其产业的迅猛发展,其次是因家族建树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从乾隆朝开始,家族产业由富顺县域陆续拓展至屏山、绥江、安里、仁怀、桐梓、遵义、赤水,商号遍及川、滇、黔,营生多达20种,良田广夏难计其数,被当地俗称“张半城”,持续兴旺百年之久。论科举,高中进士、举人者不下30人;论功名,有嘉、道、咸三朝仕宦,服正五品以上高官者十数人,还有近代中国首批留洋的司法先驱,其一人因政绩卓著,当地士民为建生祠(为活着的人建祠堂),川督黄寿诚为撰墓志,有御赐五世同堂金匾、御题孝节牌坊、钦封诰命夫人、钦封三品食禄等等;论公益,有面向社会的慈善事业和兴资办学的开明乡绅,对穷困急难或直接资助或以工代赈。民国初期,受当时西方教会和慈善业的影响,崇祀祠成立“张氏慈善会”机构,下置草编、理发、面坊、油坊等手工作坊,为族内外贫困市民提供就业。民国十九年,崇祀祠兴办“张氏贫民学堂”,吸收平民子弟入学。抗战时期,冯玉祥将军下榻崇祀祠,为抗战发表募捐演说。族人张祚麒,字静山、名以辛,少捐直隶州州同(正五品)不仕,创业富南赵化,咸丰初与许凤仪、赵双盛、田师辅、唐绍庚合筑普安寨以防滇匪,创办乡团兼督修六合、保与、龙翔、平安、太平、营山六寨,光绪朝以巨资兴学,刘光弟(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筼、胡世杰等百余举子进士尽受其恩,其时富顺科名五分之一出于赵化。族人张世恒,字常安,富邑巨绅,力筹谷银支持新政,教化俚党,兴资创办十子岭中学(现富顺二中立有置业碑)。


张崇祀祠的社会影响力除了上述之外,还重点表现于通过对客家文明的继承、传播和再创造,力促富顺古县由满清以前的地域文明特征向客家文明的更高形态发展,由崇祀祠为家族标志演绎的文化现象包罗万千,其中宗祠、墓葬、尝田、祭祀、谱牒、族务组织和祖训族规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现象就是客家文明形态的集中展示。

祠堂文化是中华姓氏文化的核心

宗 祠


据谱图记载,崇祀祠家族形成之前,在闽西的各支族群基本上都建有宗祠,规模大小不等,布局如出一辙,神龛上位供奉太七始祖,按辈往下安放列祖神位。其中最早的宗祠是山头派“仁龙楼”,约建于明洪武年间,不久遭遇回禄(火焚)。最负盛名的宗祠是新田派开基祖德瑞(墩庄)亲建的“大仑土堡”,为早期客家土楼风格,形如冲天蜡蛀,明末改建时得刑部侍郎王命璿亲题“世兴”牌匾,爰改称“世兴楼”,现存改修建筑。族群分徙入川后,“他物未遑即兢兢以建祠为急”,首建宗祠即崇祀祠,寓“崇尚祭祀”之意。崇祀祠家族形成后,六房族人尊称首建宗祠为“总祠”,又在集居区营建六所支祠,分别是崇源堂、品兴堂、谷贻祠、崇文祠、周家坝下宗祠,完全沿袭闽西旧制而规模远远超前。但是由于近代以来战乱频仍与文物浩劫造成的巨大破坏,崇祀祠及其大小支祠仅两处残留遗迹,余者灰飞烟灭。


宗祠的功能是什么呢?一是祭祀祖宗,举孝崇仁;二是抱团聚族,共御外敌;三是合议族务,断决是非。乾隆三十七年《张崇祀祠族谱·建祠首人记》中有如是记载:“岁至秋冬必举祭礼,祭则少长咸集,虽秀朴不一然皆太和有礼,且间有曲直未明者经辨于祠则释然以解”。《张崇祀柌族谱·行述篇》记载:“兴堃公:字方山,榜名士俊,公推族长。族有典吏年六十余,以夺其母俸领祠杖四十,其余杖责者皆服,族有既成讼者,知县每批交公处息并常委释外纷(受官府委托调解社会纠纷),数十年一族安然,得辅邑治”。可见祠堂不仅是族内公堂,还是官府帮办。


墓 葬


崇祀祠家族前几代祖墓主要安葬入川先祖和由闽移川的先祖骨骸,其中先祖骨骸的移葬必须以本房已无留闽族人为前提,且移葬的过程往往要经历数月艰辛。虽然前几代祖墓在富顺当地占尽风水,但比较分散,远近相去数十里,山路难行,祭扫不便。以后各房纷纷购买了风水上佳的山场墓地,能集中安葬众考妣,因此形成族内公墓。历代祖墓均入册列,且大部份配有图示,标明位置处所、墓形座向,以供后人索寻凭吊。墓地管理非常严格,尤其入葬和迁葬被纳入族规条例不许擅改;墓冢清理也十分程序化,每次大修族谱都要重新勘察确认,以免因墓碑毁损、墓穴被盗或动迁等出现墓名混淆。乾隆以后,墓葬体制趋于贵族化,部份墓地雇有看山护墓人,以保风水不失。共和国成立后,因山场充公、宗族瓦解,这一切统统成为历史,最典型的是城西烟墩山墓地,四百棺祖墓居然成为无主之墓,旬月之间全部被掘!这一事件让许多健在老人痛心疾首,终于倡建“烟墩山被掘祖墓碑林”,由族内巨子出资完成。


尝 田


尝田也称祭田或烝尝,广义上包括田、土、山场、房舍、商号等产业形态,一般由族人耕种纳粮、经营偿利或放租生息,祭祀先祖所耗香火杂费等概由尝田收入补给,因此是族内的主要公产和维持宗族活动的经济基础。


崇祀祠家族形成前,其闽西族群已在清康熙十七年(1678)首建尝田制,以后随族群分流至各地而沿袭不变。按崇祀祠谱图记载估算,家族尝田数目巨大,其中仅闽蜀两地有清册的就多达一百三十余处,包括房舍、店铺百余所,田土山场上万亩,年收谷银折合不下三千石。对尝田的管理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记名,如“德瑞公闽尝”,规定尝田收入用于祭祀某先祖而不得挪作他用;二是计量,如“每年收租银一两”,计量标准可根据年成好歹、物价起伏、承佃人变更等因素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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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 祀


国之大事唯战与祭,祭祀自古以来不仅是国之大事,还是宗族活动的重头戏,“礼重祭祀,诗咏升香”,人伦之大者也。


崇祀祠作为总祠规格的祭祀一直遵循闽西传统的秋冬两祭旧俗。秋祭于中秋后辰巳日(按干支纪日法推算),以新食(当年所收粮米)设祭神农五谷大仙;冬祭(大祭)于立冬后卜择吉日,以活杀三牲祭祀列宗,祭礼遵从朱子(南宋理学家朱熹)家礼以正民俗。大祭之日,举族(六房)男丁参与,设主祭、文颂、司仪、鼓号、礼炮、听差等职份,祭祀时杀猪、牛、羊三牲置于祭坛,族人三拜九叩、焚香祈祷,然后颂唱祭文。以后因家族财雄势大,祭祀形式渐趋奢华,祭祀礼制更加系统完善,如对主祭和文颂者资格就有以下严格规定:本祠主祭须以科第正贵职分大者主之,职等者又以职而兼齿者当之,盖上体朝廷重士之典,下鼓子弟人材之盛矣;本祠赞礼(文颂)祭祀须以读书明通、熟习礼仪者当之。又如对祭祀礼仪和颁胙标准也有细致规定:冬祭堂上只许首事一人、监祭品一人往来,谨恪。将事以外无论长幼概不许上堂拥挤,如违重责。礼生除行礼外亦不许上堂。如上堂观仪典须走两侧,不得由中上下。集聚高谈震惊先灵者面责。本祠颁胙,词林(翰林的别称)与祭颁胙十斤,进士与祭颁胙六斤,举人与祭颁胙五斤,恩拨、附岁、贡生与祭颁胙四斤,捐贡与祭颁胙三斤,监生与祭颁胙二斤,以上与祭则颁,未祭则停。主祭者外颁胙二斤,赞礼者外颁胙二斤,寿八士者者各颁胙二斤。


总祠大祭之外各房又设若干小祭(家祭),多选祖宗生卒之日,举家参与,先以肉食果品供于祖宗灵前,然后焚香化帛、洒酒为祭。由于入乡随俗,小祭日期有的改在清明前后,以方便踏青扫墓,祭品则根据财力大小,或备大三牲,或备小三牲,不一而足。但多数族群仍然恪守闽西传统。


祭祀礼制是汉人家族重要的族规内容,目的在于敬天法祖,也使族人明辨长幼尊卑,维护家族正统秩序。


谱 牒


崇祀祠家谱文献中记载最早的谱牒称为“元明鼎革谱”, “鼎革”之意就是王权变更,因此元明鼎革谱应成谱于元朝末年,当时崇祀祠家族并不存在,但其前身太七家族已经是闽西巨族,纂修家谱不仅完全符合其所处的社会地位,而对于乱世之际的家族而言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此谱于明洪武时期就亡佚,一直到康熙十四年才由亿澜、亿汶等族人发凡起例肇修家谱,以后平均三四十年一修。这个传统一至延续至今,家族也因此世派不紊、昭穆有序。从肇修谱牒起三百余年共修十一次,分别为:康熙十四年(1675)闽西新田肇修,雍正元年(1723)闽西新田续修,乾隆三十二年(1767)闽西新田续修,乾隆三十七年(1772)蜀南崇祀祠增修(入蜀肇修),道光三年(1823)闽西新田续修,道光二十七年(1847)蜀南崇祀祠续修,同治十二年(1873)蜀南崇祀祠续修,光绪三十一年(1905)闽西山头肇修,民国十九年(1930)蜀南崇祀祠续修,民国二十七年(1938)闽西新田续修,共和国五十八年至六十年(2006-2008)蜀南崇祀祠新修。修谱期间统定世派三十字,除留闽的山头支外,其余留闽族人和入川族人(含入川的山头支族人)共遵统定世派即:雍正元年定永、和、兴、世、祚、绵、远、胜、长、天,同治十年定祖、泽、培、心、广、传、家、继、述、光、昭、明、思、佑、啟、信、克、肇、忠、良。留闽的山头支不遵统定世派的原因是当时尚不确认同祖太七一人,而入川的山头支遵循统定世派的原因是已经与太七入川族人联宗,公认两支为近宗,直到二百年以后才真相大白!


族务组织


崇祀祠家族庞大,族务组织必不可少。族务组织的主要职责是决断族内大事,如制订族规条例、修谱、祭祀、架造、公产划拨分配等,同时也平息族人纠纷,扮演族内公堂角色,其运行模式在所有汉人家族中十分相似,无须赘述。但是由于崇祀祠家族的形成过程和族群成分非常复杂,建立族务组织和组织运行模式必须与之适应。从家族形成的过程来看,是由闽西龙岩山区的散居族群分徙而来,分徙时间长达数十年,族群人丁众寡、贫富悬殊,同时因入川先后形成迥然不同的业态环境;从族群成分来看,有大支两宗,彼此血缘相隔八至十二代,其中一支由六大房系组成,另一支则由若干小房组成。鉴于此种情况,崇祀祠家族最后选择“大房治族”的组织建立原则,设族长二人,从两支中公选各一人,两支各举荐房长二人,然后小房并入大房,每房举首事(或称户首)一人。这样就形成了族长→房长→首事三级组织结构,同时规定三级机构成员全部履行任期职责,须连选方能连任,组织中枢虽为族长,但不可能一言堂,因此也建立了族内民主的组织基础,这是家族能够持续兴旺百年之久的重要原因。维持机构的活动经费来源于族内公产,机构成员个人津贴按职位高低每年计发,俗称“养廉钱”,光绪时期的标准为:族长四千文,房长二千文,首事一千文,均在当年冬至发放。


祖训族规


族规是一族纲纪,一般包括祖训和条例两大部分。前者承袭祖宗信条、重要言论,被视为立族之本,后者则是对族人行为的细致规范。查阅崇祀祠现存谱牒文献,虽然各朝、各代、各支的族规条例不尽一致,而其精髓要义始终没有脱离儒家倡导的“礼、义、廉、耻、孝、悌、忠、信”思想,与所有汉人家族的族规并无二致。


选录十二则:


一、本祠所举族长、房长等,凡祠姓有事投到,务须急速登祠,公平处断。不可托故延迟,怠缓从事;亦不可避嫌畏势,曲意徇私,有谬公平。倘有等情,摈弃不用,务须更举。


二、凡祠内人等,有财产不清、事务不明,投凭房长,房长未息,再投族长,族长莫息,听凭控诉可也。若未经族而动辄控官者,问以藐族欺公、轻祠健讼之条,重行处究。


三、本祠有不孝双亲者,凭祠革出,送官究治。


四、有肆暴逞凶,殴及胞伯、胞叔、胞兄并师长者,凭祠革出,送官究治。


五、有身恃富豪,以少凌长,以卑欺尊者,凭祠革出。


六、有纵欲贪淫,干犯伦纪者,凭祠究处,重责革出。


七、有家规不正,近及娼风者,凭祠革出。


八、有男女婚配,或入或出,颠倒尊卑致失伦彝者,凭祠革出。


九、有暗行盗窃,脏犯有凭者,凭祠革出。


十、有滥取娼妇为妻、为妾者,凭祠革出。


十一、有身属家主,纵容奴仆妻妾辱长凌尊者,凭祠重责革出。


十二、有孤贫身故,无可挨靠者,亲房须为办理(后事)不得推诿,违者凭祠重罚。


结 论


品析张崇祀祠文化现象不难发现,祠堂是具有综合功能的姓氏文化载体,祠堂文化无论内涵、形式、特征完全能够代表同一时期、同一姓氏、同一族群的文化状态,占据姓氏文化的核心地位。

       (注:至德传承 上传于吴氏在线-各省信息员微信群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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