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承载中华文明的独特载体，家谱记录着家族血脉的延续、伦理道德的传承，亦沉淀着鲜活的历史记忆。无论王朝更迭，它始终是勾连个体与家族、现实与过往的重要纽带。而今，当代修谱热潮渐起，一个争议性问题随之浮现：修家谱，必须将世系追溯至三皇五帝吗？

       回溯家谱的发展脉络，中国现存最早的家谱遗迹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甲骨卜辞与青铜器铭文中皆有留存。如《三代吉金文存》收录的周代铜器铭文，常以“子子孙孙永宝用”作结，字里行间满是对家族绵延的期许。不过，彼时的家谱多聚焦世系断代，仅记录直系祖先数代信息，尚未形成复杂体系。

        秦汉之后，门阀制度兴起，士族大家开始编纂系统化家谱，《世本》《帝王世纪》等典籍便是代表，编纂者试图构建从远古圣王到当代名门的完整谱系。但这些早期家谱的可靠性一直备受质疑——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曾指出，战国诸子为彰显自身正统性，常篡改、伪造祖先谱系，孔子被附会为商汤后裔、老子被虚构为周王室守藏史，此类情况并不少见。

        到了唐宋，科举制度打破门第垄断，家谱的功能也逐渐从政治工具转向文化传承。欧阳修、苏洵等文人倡导“欧苏体例”，明确提出“详近略远”的编纂原则，主张以五代为限记录祖先事迹。他们认为“太古之世，杳渺难稽”，强行向上追溯反而会让家谱偏离真实，这一观念对后世家谱编纂影响深远。即便明清两代仍有部分家族将世系上溯至黄帝，也多以“传说”“附会”形式呈现，缺乏实打实的实证依据。

        反观当下的修谱实践，部分家族仍执着于将世系延伸至三皇五帝时代，却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是历史真实性的缺失：三皇五帝（伏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记载，主要见于《史记·五帝本纪》《世本》等文献，可这些文本成书于战国至汉代，距离所载时代已逾千年，且掺杂大量神话传说。加之现代考古学尚未发现能直接证明三皇五帝真实存在的实物证据，其形象更多是先民对文明起源的集体想象。在此背景下，强行将家谱与远古圣王对接，实则模糊了历史与传说的界限。另一方面是文化意义的消解：家谱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世系的“久远”，而是通过祖先的真实事迹传递家族精神。若过度追求“根脉古老”，反而可能忽略近世祖先的奋斗历程，让家谱失去原本的温度与意义。

        修家谱是否需追溯至三皇五帝，本质上是文化传承中“真实”与“象征”的辩证博弈。要破解这一难题，可从两个维度寻找答案。其一，明确区分历史谱系与文化谱系：历史谱系需以严谨的史料为支撑，其上限应定格在文献可考的最早祖先；文化谱系则可适度容纳传说与象征，借“附会”远古圣王表达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敬畏，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其二，强化近世记忆的记录：当代家谱应更多关注近现代祖先的生活细节，比如家族迁徙路线、先辈职业选择、代代相传的家风故事等。这些内容不仅具备更高的史料价值，更能让家族成员直观感受到血脉联结，增强归属感与认同感。

        说到底，修家谱的终极目的，并非攀附远古圣王以彰显家族尊贵，而是通过记录祖先的真实足迹，为家族成员构建精神归属。三皇五帝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符号，其价值在于唤醒人们的文化认同，而非成为实证世系的起点。当代修谱当秉持“详近略远、实证为主、象征为辅”的原则，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为家谱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它既是家族记忆的容器，亦是民族文化基因的微观载体。唯有如此，家谱才能真正跨越时空，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个体与族群的永恒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