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同城共事，风华正茂（1927年春）

       1.农运战线上的工作交集

       《芜湖通史》353页记载，1927年“3月2日又成立了国民党芜湖县党部……李克农任宣传委员……胡济任农工委员。其中钱杏邨、李克农、胡济为中共党员（秘密）”。此时，25岁的吴家荣，正担任“芜湖县国民党部第二区常务委员”（《古巢吴氏宗谱》三十/卷三），在李克农、胡济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中国共产党安徽芜湖历史》115—116页记载，北伐军抵达芜湖后，胡济组织芜湖农民协会，各乡农协设立武装自卫团，配枪10余支，并领导当年抗租斗争取得胜利。

       这一史实，在《古巢吴氏宗谱》三十/卷三中得到了印证。宗谱记载，安徽巢县吴家荣在芜湖县“组织农民协会，减田租，兴水利，筑圩堤……北伐军过，盗匪趁之蜂起，闾里扰，然兄又组织人民自卫团，被任团长督练团兵”。在李克农、胡济的领导下，吴家荣利用10余支枪组成的自卫团，一手开展抗租斗争，一手平息蜂起的匪患，使得“盗匪因之慑服”（《古巢吴氏宗谱》三十/卷三）。

       2.巢县双杰的并肩战斗

       1927年的芜湖，大革命风起云涌。28岁的李克农与25岁的吴家荣正值风华正茂，两人在芜湖县党部与农运的舞台上相遇了。一个是中共的“潜伏者”，一个是国民党的“左派干将”，他们都是安徽巢县老乡。听着同样的乡音，看着同样的北伐大好形势，这两个巢县青年结下了深厚的同乡之谊与战友之情。一个在县党部抓宣传和农运，一个在县第二区（万春乡）党部组织农民协会抗租、剿匪。因为紧密的工作交集，吴家荣必然频繁向李克农请示汇报。李克农的才华和革命思想，深深影响了年轻的吴家荣，也为他一生爱国、爱民打下了根基。

       第二幕：腥风血雨，命运分岔（1927年4月）

       《芜湖通史》379页记载，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芜湖也发生‘四·一八’反革命事件”。国民党右派分子“捣毁国民党左派芜湖市、县党部机关，搜查有关文件，最后查封了县市党部…大多数中共党团员被迫撤离芜湖，芜湖历史上最早的中共党组织——中共芜湖特支转入地下。”

       由于李克农提前得到情报，得以紧急撤离芜湖，转入地下。而国民党左派吴家荣，因家住芜湖县万春乡，无路可逃。尽管他抗租、剿匪有功，仍被国民党右派视为“亲共”而免职。

    《古巢吴氏宗谱》二十七/卷三用“风云变换”四个字，描述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反革命事件。宗谱三十一/卷三则无奈地记下了他的处境：“因民团改编，团总职卸，先生正拟闲居乐业，退守田园，安朴素之风，享天伦之乐。”

       此时，25岁的吴家荣“团总职卸”，被迫退隐乡间。这也是两人命运的真正分岔：李克农走向了更广阔的革命道路，最终成为开国上将；吴家荣则留在了芜湖县万春乡，蛰伏于乱世。

       第三幕：十四年后的“故人之邀”（1941年夏）

       时间跳转到1941年夏。新四军第七师在巢县魏家坝（今坝镇），“请”走了身为联保主任且拥有武装的吴家荣。

       1941年3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既然国共合作的大局还在，一致抗日是当下最大的大局，新四军绝不可能无缘无故去“请”一位坚决抗日的地方武装头目。

       那么，唯一的合理解释是：新四军的情报网，查到了吴家荣的底色。他们发现，吴家荣正是1927年与李克农（1931年共产党身份已公开）并肩战斗过的国民党左派。新四军敏锐地抓住了这段跨越十四年的同乡之谊与革命火花，决定利用这层“老关系”，带着大部队去“请”他，目的只有一个：劝他退出国民党，邀请加入共产党。

       当新四军提到他与李克农的关系时，吴家荣才明白新四军“请”他的用意。尽管他确认了与李克农的交情，也由衷地佩服共产党的抗日与惠民政策，但他表示要回去考虑考虑。

       新四军没有为难吴家荣，将他安全送回，让他继续在原任上抗日保民。

       2026年9月，95岁吴家荣女儿吴静明，听过《古巢吴氏吴家荣传略》后，提到她父亲被新四军“带”去一事，说：“我父亲一辈子没做过坏事，所以才放他回来。”实际上，新四军“请”吴家荣，与做没做坏事无关。如果没有吴家荣与李克农这层旧交情，新四军绝不会大动干戈去“请”他。

       回望这十四年，吴家荣与李克农党派不同、道路不同，但在1927年芜湖农运舞台上结下的那份深厚的战友情，却历经岁月洗礼而未曾褪色。正是这份同乡之谊与战友之情，在十四年后的敌后战场上，化作了一场“故人之邀”，在国共交往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段美妙的佳话。